1965年7月28日，北京玉泉山，“总理，请先听听这十二首新作。”军绿色文件夹刚放到桌上，工作人员小声提醒。周恩来抬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是小华写的？”
他翻开第一页，标题是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。短短几行，眉头一展，茶水晃动。片刻后，他合上稿子：“我替人民感谢他。”这才是后来那句著名赞语的最初场景。
《长征组诗》的诞生并不浪漫。1964年底，肖华因肝炎被周恩来“硬按”到杭州疗养。对外解释是“休息”，实际上周恩来早有用意：长征三十周年将到，空缺的长征章节必须有人补上。
躺在西子湖畔的小楼里，肖华没闲着。药味混着墨香，夜里电灯一直亮到天色发白。王新兰担心他病情反复，劝他放下笔，肖华却只回一句：“那两万五千里的脚印在催我。”
写诗之前，他先列了一张牺牲名单，密密麻麻两页纸——每写到熟悉的名字就停下，抽一支烟，再继续。后来他说：“那段时间，稿纸湿透不止一次。”
养病三个月，十二首长诗定稿。肖华自嘲“字里行间都是胆汁味儿”，却照旧装订成册寄到中南海。收到稿件的周恩来当晚读完，凌晨一点给肖华打电话：“别改大标题，诗是血写的。”
两人之间的情谊远不止文学。时间倒回1932年秋，瑞金。十二岁的肖华刚在赣南青干社立脚，第一次在大会上见到周恩来。台上那位蓄着小胡子的指挥员语速极快，激情十足。会后有人拉着他介绍，周恩来半开玩笑：“肖华？小华？真够小。”短暂寒暄，肖华却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。
1933年，宜黄祠堂，一场青年工作会议被敌机打断。炸弹呼啸而下，肖华本能冲向门口。周恩来一把将他按倒，大喝“卧倒”。爆炸声过后，墙体成了碎片，尘土盖满肩头。周恩来拍拍灰，仍回到讲台：“蒋介石送烟花庆祝，我们接着开。”台下笑声压住了余震，也在肖华心里刻下深痕。
长征途中，周恩来患肝脓疡。缺药，行军，险路，样样逼人。医护想要前线筹药，周恩来摆手：“战士比我更需要。”那一幕被肖华写进组诗第七首：一句“救国先救众生”，隐去了总理的名字，却没人看不懂指向。
抗战、解放、建国，肖华岗位几易，却始终与青年工作分不开。1955年授衔，他39岁，是最年轻的上将。有人调侃“少共国际师的孩子成了上将”，肖华回答：“我本来就是孩子，只是一直没机会长大。”
1965年8月1日，《长征组歌》（此时已由“诗”改名为“歌”）在首都礼堂试演。序曲被定名《飞越大渡河》，舞台上惊险的合唱段落让不少老红军掉泪。周恩来坐在灯光最暗的角落，看完后站起鼓掌，背微微佝偻，却坚持看完谢幕。
有意思的是，首演结束走廊里，周恩来对导演组说的话并非宣传口号，而是再三叮嘱：“把雪山草地那场压一压，不要只渲染苦，更要写出信念。”对历史的取舍，他始终谨慎。
1965—1970年，《长征组歌》在京、津、沪连演上百场。每次修改，肖华都会带着手稿跑排练厅。有人笑他“将军改成了文艺兵”，他不以为意：“当年长征谁不是文艺兵？唱歌走到陕北的多得很。”
1975年春，周恩来病势沉重。住进305医院的第三周，他突然低声哼唱“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”。护士不明所以，肖华听懂了——那是组歌的收束句，亦是两人共同的记忆暗号。
4月，他去病房探望。周恩来握着他的手，声音微弱：“把青年工作顶住。”再无多言。自小喜谈的“幽默周”此刻只剩嘱托。
1976年1月8日清晨，噩耗传来。肖华在办公室放了一整天录音，《飞越大渡河》的男声合唱响到第三遍，他关掉收音机，戴上军帽走出去：“先把手头事干完。”同事后来回忆，那天他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。
又过九年，癌症晚期的肖华在病房写完最后一份关于青年干部选拔的建议，共六千余字。送交中央后，他要求秘书再拿来一台老式录音机。磁带里再次响起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，这一次，他终于闭上眼。
苏区少年、长征战将、青年部长、上将诗人……身份在变，执念未改。那十二首诗从未单纯属于个人，它们记录的是友谊，也是责任。周恩来那句“我替人民感谢你”因此流传，并不只感谢一部作品，而是感谢一个时代里不肯妥协的灵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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