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55年10月25日夜里一点半，你睡了吗？”陈赓压低声音问电话那头的彭德怀。彭德怀答得干脆：“睡什么，钱学森明天到哈尔滨，别耽误正事！”短短一句对话，拉开了一场关于尖端武器、关于人才归队的紧急行动。
钱学森是十月八日抵沪、十日启程北上，二十五日将落地黑龙江的。飞抵祖国后，他很快向当地统战部门递了一个看似普通却颇让人犯难的请求：在哈尔滨军工学院有两位老友——罗时钧、庄逢甘，希望能当面聊聊。按照规定，外来人员进入这所保密级别极高的院校，必须是省部级以上，显然，钱学森的学术身份并不在条目里。黑龙江方面把困境如实上报，“难满足”三个字直接摆上桌面。
难点不在接待经费，不在交通，而在于保密制度。哈军工当年被列为“绝密单位”，每一位受邀者都需逐级审批。统战部长翻遍条例也没找到“著名科学家”一栏，只能给出含糊答复。就在这时，陈赓在北京得知消息，他脚后跟都没带转，拉上作战局的小型螺旋桨机赶往哈尔滨，一句“我去签字”堵住了所有质疑。
时间线往前推三年。1952年，陈赓从朝鲜前线被调回，毛泽东当面交待：“要办一所以现代化武器装备为核心的高等军事技术院校，你来挑担子。”陈赓嘴上推辞，心里却火热，他太清楚志愿军被火力压制的被动局面。次年，哈军工在松花江畔奠基，周恩来亲笔题词“努力学习，建设现代化国防军”。教师队伍却成了第一道坎。为了凑足专业教授，陈赓在西花厅厕所门口堵过周总理，硬生生拿下七十八位专家的调令，这事在部队流传很久，被戏称“厕所批条”。
1954年夏季，陈赓随代表团赴苏观摩原子弹实爆演习，一颗蘑菇云让他彻夜难眠。他给聂荣臻写信：“不弄清核与导弹，我们永远是挨打的角色。”从那以后，“尖端”两个字几乎写在他所有讲话稿的页眉。
再说钱学森。1949年后，他在美国接连遭遇刁难，五年里无法钻进实验室，连住所都被监听。1955年9月，他成功踏上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，靠近香港海域那一刻，他对妻子蒋英说：“回去第一件事，看看中国的火箭底子。”所以，当黑龙江方面把罗、庄二人名单挡回去时，钱学森皱眉：“没有交流，何谈底子？”
陈赓的飞机降落哈尔滨第二天清晨。迎接队伍还没集合完，他已迈进学院正门。门岗认出这是院长本人，连问好都来不及敬礼。“钱先生什么时候到？”陈赓掏出怀表，“半小时后？好，我先把客厅灯全打开。”他向政工处下令：所有通道解除临时封锁，只查危险品，不查证件。有人提醒：“院长，这不合规程。”他摆摆手：“今天院里没有秘密。”
九点整，钱学森抵达。门前寒风凛冽，两人隔着台阶握手，陈赓第一句话是句玩笑：“哈军工只有课堂密，不对钱先生密。”钱学森笑了，却听得出对方的急切。参观路线从海军工程系开始，接着是空军、炮兵，一路走下来，钱学森看到拆解的B-29发动机、看到自己曾经在加州做过风洞测试的模型。最后停在一座简易火箭试验台前，陈赓突然压低声音：“我们能不能自己干？”钱学森几乎没思索：“当然能。”两人四目相对，没有多余寒暄，却像在战场上击掌立誓。
午餐设在学院小礼堂，布置很朴素，一壶老松花江白、一盘地三鲜、一盘山野菜。酒过三巡，陈赓话锋一转：“中央若让你来当副院长，你接不接？”钱学森没正面回答，只说：“院长别急，技术路线先厘清。”席间他和罗时钧、庄逢甘针对液体燃料、惯性制导、电控舵机画了满满三页草图，这些纸后来被学院当作一级档案保存。
26日晚，陈赓返京，直接去彭德怀住处复命，桌上摊开的地图和草图交织在一起。彭德怀听完，只问一句：“要多少人力物力？”陈赓伸出五根手指：“两百名技术骨干，五年经费，不多。”彭德怀没有踌躇：“我负责向总理要数字，你负责干。”
1956年春，中央批复第一批导弹研究经费并组建国防部五院，聂荣臻挂帅，钱学森出任院领导兼技术总设计师。陈赓把哈军工最强的六名教授——郭永怀、余皋、常乾坤、王希季、王淦昌、黄纬禄——拎包送往五院，他对学生们说：“记住，你们现在只有一个身份——航天兵。”
遗憾的是，1957年初，陈赓确诊心脏病恶化。住院期间，他口述《导弹人才十年规划》，护士记录了整整八千字。病房外面，哈军工的试车台第一次点火成功；病房里面，陈赓合上眼的前一刻还嘱咐：“把数据抄一份给钱先生。”
钱学森后来谈起陈赓，声音发颤：“他做事直来直去，像一块透明水晶。”1960年，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试射成功时，工作人员默默把发射时间定在六月八日——陈赓逝世一周年。那天塔架下没有庆功会，只挂了一条白底横幅：“陈院长，报告任务完成。”
从“难满足”的一句回复，到“当然能”的一句承诺，仅用了一年多。军事家与科学家在冰城交汇，一拍即合，让中国的导弹事业起步。很多年后，哈军工拆分、改制、易名，但那段走廊上的脚步声、那间礼堂里碰杯的清脆声，依旧被许多年过半百的工程师记得清清楚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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